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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博号出售,从讨饭之乡走出的温州首富:80年代初就攒千万财富

2020-01-11 16:55:52 点击数:4593

亚博号出售,从讨饭之乡走出的温州首富:80年代初就攒千万财富

亚博号出售,[编者按]

百十载长河浩荡,九万里风鹏正举。

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2018年3月,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定义了中国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

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澎湃新闻推出“中国精神”专栏专题报道,以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今天讲述的是第一代温州首富叶文贵的一些小故事。

回望乡村工业的萌发,浙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杭嘉湖宁绍等浙北地区,许多鲁冠球这样的民间草木才子起到了最为关键的“带头人”作用,并被定义为所谓的“能人经济”。而不少县市政府官员的强势推动,其功效亦可圈可点。比如沈祖伦之于绍兴县。

而在温州、台州、金华等为主的浙中南地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那里,山更高、地更薄、路更弯,本来就出不了几个有点文化的“能人”。穷山恶水的无奈,又使得期待来自于政府的“温暖的大手”那简直是下辈子才可能有的奢望。没有成批的“能人”、没有厚实的“靠山”,吃饱肚子的生存本能逼得那里成群的农民还是得不顾死活地往前冲。于是,当年发生在那里的乡村工业最初的革命,更象是一场无组织、无纪律的农民运动——男女老少齐上阵,翻墙钻洞各显神通。

这就意味着,那一场革命更加躁动无序,更加流血流泪,也更加富有摧毁一切的力量。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第一代温州首富叶文贵的故事。

  1、知青岁月的第一桶金

把叶文贵称作第一代温州首富一点不假。这位温州苍南县金乡镇的农民早在1980年代初就先后办过5家工厂,办一个火一个,迅速积累的家财至少上千万元。即使在号称老板满街跑的温州,当年也少有人敢与他叫板。后来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他曾被推举为预备成立的省家庭工业协会的唯一会长候选人。

严格地说,叶文贵亦应该被归入“能人”之列。但与颇具领袖气度的鲁冠球相比,面庞瘦削、其貌不扬的叶文贵显然缺乏大手一挥定天下的霸王相。我们在他身上能嗅到更多的是一种温州人的狡黠。而叶文贵很早就极善于开发自己身上所蕴藏的那一份狡黠,用来发掘商机挣大钱。

1969年,19岁的叶文贵也没能逃脱同辈人的命运——下放黑龙江七台河市一个只有50户人家的山村当知青。望着无边无际的老林子,许多第一次离家的知青嚎啕大哭。叶文贵却认为天无绝人之路,他的那一份狡黠又忍不住地发酵了。

叶文贵发现当地烟糖公司的茶叶要卖十六七元一斤,这么贵的茶叶质量却非常一般。再一打听,温州来的知青差不多每个人都带了一些茶叶,但是实际上没几个人喝茶的。价格有落差、信息不对称,该下手了。

叶文贵悄悄从知青那里收购了茶叶,转手卖给烟糖公司,还煞有介事地说这是杭州产的龙井茶叶。烟糖公司的人又有几个去过天堂西湖?就傻傻地把茶叶按等级照单给收进去了。每位知青起码带了七八斤茶叶,而下放七台河的温州知青有400来号人,叶文贵一口气买了其中150人的茶叶。在老家,这样的茶叶1斤顶多卖两元钱左右,叶文贵的收购价翻倍——4元,然后立即抬至每斤八九元卖给烟糖公司。乖乖,一圈投机倒把,叶文贵的口袋里就至少揣进了几千元。

从东北至温州,倒人参、倒熊胆、倒黑木耳,瘦巴巴的叶知青摇身一变,成了叶老板喽。“你问我当时多有钱?”叶文贵几杯酒落肚这话可就多了,“告诉你吧,当年七台河市革委会主任李凤久都常找我去他家喝酒!”

1978年底,叶文贵回到老家金乡镇。这金乡其实根本不是金子之乡,人均耕地不足0.2亩,人均年收入仅20元,金乡终于以“讨饭之乡”远近闻名。就在叶文贵回乡的前几个月,新任镇委书记到任的当天,金乡人贴出了这样的海报以示欢迎:“今晚召开要饭吃、要工做大会,敬请书记莅临指导”。

然而,没过多久,叶文贵发现一切都变了。

2、“讨饭之乡”出了温州首富

古镇的街头巷尾神速冒出3000多个家庭小作坊,几乎清一色生产铝质校徽和塑料饭菜票。那可真叫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家家户户的厅堂、灶间架起了破旧的机床,哐铛哐铛的金属切割声、后院母猪哼哼叽叽的拱槽声此起彼伏。一个人口不过数万的小镇竟有1.2万人先后模仿、跟进,卷入雷同的小商品生产领域,还有约7000名金乡人游走全国,接订单、忙推销。

为了扩大业务量,金乡人盯上了3分钱一张邮票的信函。叶文贵被自己看到的场面吓了一大跳:“当时,金乡邮电局的门口每天都挤满了人,大家都把业务信装进麻袋,挑着箩筐去寄信。交邮费的时候由于来不及点数,就把信件放在秤上称一下,然后按每斤多少封信计算交钱。”

据统计,1980年,金乡邮电局最多一天发出业务信52万封,一个月至少盖秃报废十几只邮戳,全国每家企业平均每周至少收到来自金乡的一封业务信。由于发信、拆阅信件、写回信等挺费功夫,镇上很快就出现了不少负责写信、封口、贴邮、送信至邮局盖戳等工序的专业户。小学以上文化,且能写一手好字的,只要在信封上填写地址和收信人,一个月就能赚到100来元。

疯了,全疯了!

脑瓜灵光的叶文贵知道,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发财机会就在眼前。金乡做铝质徽章的小作坊都要用到铝材,却没人搞铝加工。早已在东北掘得第一桶金的叶文贵决定投资上马轧铝厂。

没料想,麻烦也来了。办轧铝厂得要镇上同意刻一个公章,否则出门谈生意连住招待所都是身份不明。可是分管工业的副镇长黑着脸伸出一只手:“先交一笔管理费再说。”

“厂子还没影,哪来的钱呀?”

副镇长一听火大了,梆梆拍起了桌子。钻过东北老林子、见过黑瞎子的叶文贵也火大了,拍得比他更响。僵持之下,叶文贵托了人疏通,书记和镇长发了话,这才总算拿到了厂子的出生证。

轧铝厂之后,叶文贵又接连开办了高频机厂、压延薄膜厂、微机仪器厂、铅箔厂。生意倒是一天天红火,可是来自一些政府官员的白眼、拿捏也没少过。

有一次,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到苍南县调研,拍着叶文贵的肩膀说:“我们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都是很支持的。”本来就一肚子窝火的叶文贵发飙了,和董朝才当面争辩起来,还列举了不少相反的“罪证”,搞得站在一旁的县长刘晓骅一脸尴尬。

“董书记还是好官。”叶文贵回忆那天的情景时颇为感慨,“最后他笑着说不与我争论了,吃饭时还认罚了好几盅酒。”

几年以后,叶文贵成了温州首富。讨饭之乡金乡也真的成了金子之乡,一个镇生产的铝质徽标和硬塑料片就瓜分了全国50%的市场,学生证、自行车证、户口簿以及各种书籍、笔记本封面的塑料膜制品市场跟着落入金乡农民企业的囊中。

3、轿车梦

叶文贵堪称传奇温州的传奇。虽然叶文贵早在1980年代初就因为办厂积累了千万财富,是有名有姓的温州第一代首富。但他的传奇并不仅仅在于他的财富。

当年,地方政府很快注意上了能致富、关键是有头脑、有想法的叶文贵。县里领导几次登门,告诉他为家乡作贡献不光光是办好自己的厂子,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1984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消息说,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县政府破格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

后来,《温州日报》头版头条又刊发长篇通讯《农民企业家的气魄》。不同寻常的是,通讯还配发了长达2000字的评论《希望涌现更多叶文贵式人物》,署名作者是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这篇报道再次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个体私营业主竟当上了正经八百的堂堂父母官,这的确是破格,是只有温州人才做得出的中国改革“第一”。

叶文贵更忙了。

除了管厂子、跑业务,还得不停地开会、做报告。光荣感和兴奋劲过后,他有些厌倦了。这官当得太累,太耽误时间。对叶文贵深表同情的时任《浙江日报》常驻温州的著名记者张和平写了一篇内部材料,题为“叶文贵当副区长的烦恼”。

后来,领导有了批示。再后来,叶文贵被悄悄免职。

觉得当官没啥意思的叶文贵有自己更雄心勃勃的理想和抱负,他要“摘取工业文明皇冠上的明珠”——造汽车,而且是几十年后都够时髦的电动轿车。和他的造车相比,台州农民李书福只能算作晚辈。

1980年代末,他觉得动手的时候到了。他停下手中全部的生意,闭门谢客,一心一意做起了“中国农民的轿车梦”。

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对他的热情渐渐地消退,他不再有迷人的光环。

几年后,凭着叮叮铛铛的榔头和不算先进的机床竟也掀开了梦的一角。叶文贵的电动轿车真的动起来了,充一夜电能跑上百十公里呐。崎岖的乡间山路上,电动轿车像小马驹似的颠着。叶文贵的心也随之激动地狂跳。

然而,这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将以悲剧结尾的故事。电动轿车从梦想到商品,需要更完善的技术、更巨额的资金。叶文贵不得不四处奔走。但作为一位太过超前的农民企业家,他的声音是微弱的。

有媒体就此评点说,在温州金乡点燃的“中国农民的轿车梦”,最终演变成了唐吉诃德式的“一个中国农民和一个中国农民的轿车梦”。孤独的叶文贵最终耗尽千万家财,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他彻底失败了。

我和当年同为新华社记者的好朋友吴晓波曾经通过私人管道诚恳相约,因无脸见人而早已拒绝任何采访的叶文贵终于答应与我们见一面。

在金乡街角的一家酒馆,两瓶“酒鬼酒”入肚,叶文贵慷慨话当年。他用穿着破旧皮鞋的脚用力地跺着地板:“这家酒店原本都是我的产业。为了造车筹钱,卖了。”

那一年,已经沦为落魄小老板的叶文贵仍开有一家生产塑料制品的厂子。走进厂区,寂寥无声。叶文贵默默地领我们来到厂区的一角,荒草丛中,静静地躺着十多个早已锈迹斑斑的电动轿车钢铁躯壳。

夕阳的余晖无声地撒落。我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 。

叶文贵却似乎忘记了我们的存在,他喃喃自语:“只要再有2000万元,我一定让我的电动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跑起来!”此刻,叶文贵的眼角分明放射着永不言败的光芒。

1998年,温州市政府首次公选“温州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我曾向我熟悉的温州主要领导推荐叶文贵。预料之中的是,他最终没有出现在聚光灯下。没有人愿意记得失败者。

但叶文贵从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

2013年,浙江工商大学筹建浙商博物馆,按照设想,馆内设立“英雄背影”版块,将收录叶文贵在内几位虽败犹荣的浙商故事。叶文贵拒绝了。他通过家人向浙商博物馆馆长杨轶清转达,自己“不后悔,不遗憾”,只希望这段历史尘封,不愿意多谈。

叶文贵生前一直对吴晓波在其名著《大败局》中一段描述自己的文字耿耿于怀,认为这段有关“失败者”的评价对他“很不公正”。

就在叶文贵去世一年多前的2015年6月6日,更为著名的改革先锋——原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去世。中国改革的青春期,他们几乎同时在浙江异端突起、南北相望,南浙江以叶文贵为代表的个体私营经济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北浙江则是以步鑫生为代表的对国有集体经济的坚韧突破。

2017年3月13日,叶文贵因病去世,时年68岁。

荣光之后,他们都失败了,留下的是永远的“英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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